我从1980年开始自愿申请搞信访，深感现在信访量之大，情况之复杂，反映的信访问题之多完全超过了许多人的想像，不少老信访在一起说起现在的信访量，都感到吃惊。

2008年初，组织上决定我退休，当时我的老伴劝我就在家休息或到老家住些日子把身体保养好。还有几家民营企业要我到他们那里上班，一家从北京来的公司一年出资40万元，要我当他们的顾问，但我对他们说：“我就是离不开近三十年跟我在一起的那张信访接待桌。”那天半夜起来，我在本子上端端正正写着：老牛明知夕阳晚，献身信访志不移。退休第二天清早，我和往常一样来到信访室接待上访群众。不少同志都劝我回家休息，他们对我说：伙计，恭喜你终于解脱了，终于离开了挨晦受气的信访接待室，但我却对他们说：从今天开始，我已不再是什么领导了，我就是信访接待的义务志愿者接待员。从那天开始到现在，我每天风雨无阻，上午接访，下午到信访群众家里走访，化解矛盾，往往工作到晚上7、8点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。200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在走访上访群众，晚上血压升高，头昏得厉害，在路边休息，被几名群众把我扶到医院治疗，经医生一测量，高压170毫米汞柱。

退休后，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为群众解难事、做好事上。在一些群众中，“有困难找吴天祥”成了口头禅。

下岗工人周绍友向我反映，因癌症晚期，租住的房子被房东停租无房居住，我就让他搬到我家的房子里，一直住到现在，连水电费也是我帮他交。不久前，他请省红十字会办理了捐献遗体和眼角膜手续，并流着泪说：“是老吴的精神感动了我，我也要像他一样向社会献爱心”。

老人张德文因单位丢失了他的档案，65岁还未办理退休，急得他喝了一瓶白酒后到家里找我，由于酒兴大发，要到我家里住下来，还要到北京上访，我每月给他500元生活费，直到一年后帮他找到了档案办了退休。

特困户陈春桂丈夫死了，独生子痴呆，本人又患了股骨头坏死，她买了毒药，打算跟孩子一起一死了之。我资助她到医院治好了病，并隔三岔五去看她，她非常感动，她和邻居们都说“还是共产党好”！

下岗工人黄成凤，退休前我支持她到黄冈养猪，连续五次春节我当猪倌，换她回武汉过春节。退休以后又一连三次到黄冈换她回武汉过年，她流着泪说，您已经退休了，还这样关心我。

在我关照的群众中，有六名孤儿是他们的父母患重病时写遗书托付给我的，要我把他们的孩子养大成人。其中一名孤儿的父亲在临终前一定要见我一面，我赶到他病床前，握着他的双手，他才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我和他们非亲非故，他们这样信任我，是我最大荣耀。还有一名判处死刑即将执行的人，在临刑前给我写下遗书，并托亲友上访，要我照顾好他的孩子，让孩子长大成为一个好人，从那时起我一直把这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关心，并自费带着这孩子到延安宝塔山学革命传统。每次开家长会，孩子总把通知交给我，让我去。老师问孩子怎么总是吴区长来开家长会？他总回答说吴区长是我爷爷。也是爸爸妈妈。

2000年，一天下午八步街居民易先富上访，说他房子都裂了，可能要倒，我想房倒屋塌，事关人生安全，在我的坚持下，当天下午就和职能部门赶到现场，发现情况的确很严重，非尽快搬出这栋危房不可，在这家人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我自掏腰包拿出两千元送给他们作为赶快租房搬迁的费用。搬家当天深夜，这家的危房果然在大雨中倒塌。第二天一清早，这家两口子赶到信访办哭着说：“是您们救了我们一家的命啊”。

退休后我仍带头从严要求自己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要包容对待群众。一名老人对她老伴没办离休情绪很大，因为精神不大正常，上访时大吵大闹，在我向她耐心解释时，她打了我两耳光，还打了我们一名干部两耳光，保安同志主张把她送派出所，我耐心地对他们说：“如果我们的父母打了我们两耳光我们会送派出所吗？这叫打是亲，骂是爱。”我还留这位老人吃饭，之后把她送回家。

白沙洲街下放回汉人员余仙梅，从2008年到2011年到处上访，不少人为之感到头疼。为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，我对她说，从今天起，有什么事，你尽管找我就行了，我来帮你解决。我先后花了大量时间为她解决了住房问题、低保问题、家庭纠纷问题。之后，她患了乳腺癌，无钱治疗，我先后送她三千元，并亲自到医保部门为她跑医疗救助，医保部门要医院诊断结论证明，但她已倒了床，不能出门，我就到市三医院说服了医生，陪同医生到她家里诊断，出了证明，但医保部门说非要规定的七医院才行，我又陪同七医院的医生上门出具了证明，这才为她获得了八千元的医疗救助。她入院治疗时，病情很重，乳腺部位腐烂，血水直流，臭气难闻，我不顾脏臭，抱她上车。她病危时还自言自语说大好人吴天祥，我要见他。使我深深感动。

一位85岁的陆老太今年元月向我哭诉她无儿无女，无房住，因为多病，房东要把她赶出家门，并说，她若死在他们家，就要房屋中介赔偿他们家五万元。我多次协调为她找房都无效，今年初，我就把这位老人请到我们家居住，并对家里人反复说，我妈妈去世三十年了，我们都要把陆奶奶当我们家的老人孝敬。他和我们生活一起，大家都争着为她做事，倒大小便，过年过节为她买礼品。她流着泪说，我做梦也未想到晚年这么幸福。

嘉鱼潘湾农民王进千到我家上访，哭诉他家全指望三十亩地的包菜为生，可这时的包菜一分钱一斤也无人要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！我万分同情这家农民，送给他一万元钱，第二天他送给了我一大卡车包菜。我把这一卡车包菜送给了武昌区的低保特困户。谁知到第三天，这个村的另一家姓董的农民也来向我叫苦，说他家五十亩地的包菜一斤也销不动，两个孩子等着要钱上学。我同样送他一万元，把他送来的一大卡车包菜分给了特困户。这时，几名企业家站了出来，他们说，老吴，你是靠退休工资过日子的人，这个担子不能靠你一个人担。他们赶到嘉鱼潘湾，送给了这个村二十多万元，收购了他们的包菜，都分给了全区特困户。

陈小红等“两劳”回归人员找我上访，要我为他们安置工作。我想，安置好这些回归人员的工作是关系到巩固“两劳”成果的大事。我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学习餐馆技术，并请厨师教他们。他们缺本钱，我就支持他们三万元。现在他们的餐饮业已发展到六个连锁店，员工达两千多人，其中安置两劳回归人员七十多人。

我的不少亲友，得知我每天和退休前一样上班下班，拿的是自己的退休工资，没多拿一分钱，他们问我，你怎么这样苕。我对他们说共产党员不能把金钱看重了，应当把奉献责任信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否则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味道。区委区政府领导看到我退休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做群众工作，连节假日都不休息，要给我生活补贴或补差返聘费，被我耐心谢绝。我对区领导说：“我退休后是自愿到信访当志愿者，当义务接待员的，如果给返聘费给补偿，那就完全变味了，那还叫什么志愿者？”从退休到现在，我只拿退休工资，没多要一分钱，连过春节等节假日都不要任何照顾。

多年的信访工作经历的风风雨雨，我深深感到信访工作比其他岗位要艰辛得多，正如李源朝同志说的，信访干部坐的是清水衙门的位，当的是无权无钱的官，干的是机关第一难的活，这几句话是对信访工作艰苦状况的高度总结和概括。我感到信访岗位上的干部就像一头牛，既要拼命耕地，又要不断产奶。养牛用牛的人都知道，干耕地这个活，当这头牛筋疲力尽的时候，是要趴下的，当奶牛被挤奶过多的时候，挤出来的已不再是奶，而是血。我们信访干部总有一个梦，就是凭自己对党对人民的一颗忠心、一腔热情，多化解、快化解信访矛盾，为党分忧，为民解难，也减轻自己的负担，群众少堵门，少越级上访，不找领导越级纠缠。

当前信访工作面临很多压力，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遇到很多困难，信访干部必须正视困难，顶住压力，变压力为动力，发扬钉子精神，攻坚克难，勇往直前，直到问题得到解决。

信访干部要耐得住清贫。信访部门是“清水衙门”，与其他党政机关相比，工作条件差，做的是缠、难、烦、苦、累、怨的差事，是求官求民的活，信访干部要有吃苦精神，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烦。

信访干部要耐得住寂寞。一位在信访局挂职干部从切身体会中把信访部门面临的寂寞概括为“五个没有”、“五个只有”：没有贵客临门，只有群众上门；没有迎来送往，只有案结事了；没有热热闹闹，只有吵吵闹闹；没有导演排练，只有现场直播；没有酒宴款待，只有耐心接待。

这么多年的信访工作，我越来越感到信访工作是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，信访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，增强党和人民之间的感情发挥极为重要作用。每当我看到长江汉水上的一座座桥梁，我就想到信访工作；每当我看到轮船即将靠岸时减缓码头与轮船相撞的一个个轮胎，我就想到了信访工作；每当我看到高压锅上的减压阀，我就想到了信访工作。今年九月召开的全国第七次信访工作会议，党中央所有政治局常委都一起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，中央的同志告诉我们，这是最高规格的接见，只有军队公安航天才有这种待遇，可见中央对信访工作何等重视。

有人问我对信访工作有什么建议，我的建议有五条：一是多关心信访干部，如中央已明文下文设信访督查专员制度，建议武汉早日实现。二是进一步强化基层信访工作责任，并建立有效责任制，确保责任落实。三是领导接访要在确保质量效果上出成效。四是建立领导包案制度，对重大疑难案件由市委分配给有关领导承包化解，并一包到底。五是建议作为信访干部应树立“十心”，就是：立身信访安心；接待桌旁热心；协调化解耐心；复杂信访细心；责任二字记心；对待群众关心；解忧排难真心；修身养性静心；淡泊名利清心；对党对民忠心。